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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牡丹真国色

当本期杂志送到读者手中时,正是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的暮春时节。历代以来,牡丹几乎是“雍容华贵”的代名词,被国人视作富贵、吉祥、幸福、繁荣的象征。古人奉牡丹为花王——“落尽残红始吐芳,佳名唤作百花王。竞夸天下无双艳,独立人间第一香”(五代·皮日休《牡丹》)。

牡丹栽培始于六朝

牡丹(PaeoniasuffruticosaAndr.)是芍药科(Paeoniaceae)芍药属(Paeonia)植物,原产西南、西北,为我国特有。花朵硕大、花色娇艳、花香有浓重的脂粉味,对人的感官有很强的穿透力和震撼力,使人非常容易联想到高贵、唯美的景象。

早在汉代,我国先民就已经认识了牡丹。虽然无法肯定,当时牡丹已成为观赏花卉,但至少已经成为一种药用植物,成书于两汉交接之际的《神农本草经》和1972年甘肃武威东出土的东汉早期医简,都有牡丹入药的记载。

六朝时期,牡丹开始成为观赏花卉。晋·崔豹《古今注》载:“芍药有草木二种,木者花大而色深,俗呼为牡丹”。南朝宋时,谢灵运有“竹间水际多牡丹”的描述(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九)。北齐人杨子华也曾画过牡丹(唐·李绰《尚书故实》)。隋炀帝建西苑,诏令天下进花卉,易州(今河北易县)进二十箱牡丹,有很多品种(宋·王应麟《海记》),表明了牡丹已经由野生花卉转变成栽培植物,栽培技术在当时已相当成熟。

牡丹风尚兴于盛唐

唐代,尤其是盛唐时期,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人民富足,出现了世尚肥轻的大唐气韵。牡丹所拥有的华贵品质满足了唐人这种崇尚富贵的社会心理,牡丹风尚也就应运而生。

牡丹首先受到皇室的重视。唐代多位皇帝都曾刻意地养植和鉴赏牡丹,其中对“牡丹风尚”起重要推动作用的,一是天后武则天,一是唐玄宗和杨贵妃。

武则天钟情牡丹且有很高鉴赏品味,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洛阳牡丹的兴起与武则天的推动是分不开的。舒元舆《牡丹赋》载:武则天命人向上苑中移植牡丹,“由此,京国牡丹日月渐盛”;宋·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说:“自唐则天已后,洛阳牡丹始盛”;“武后贬牡丹到洛阳”(事见宋·高承《事物纪原》、清·李汝珍《镜花缘》)的传说,虽无稽可考,却可佐证武则天把牡丹引入洛阳。

唐玄宗可称是唐代“牡丹风尚”的最直接、最有力推动者。长安繁盛的牡丹游赏活动始于开元年间,“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唐·李浚《摭异记》);“唐开元年间,天下太平,牡丹始盛于长安”(明·王象晋《群芳谱》)。唐玄宗曾命洛人宋单父在骊山种牡丹万株,色样各不同(《龙城录》)。杨贵妃被唐人奉作牡丹的化身,玄宗以贵妃醉酒解释“国色天香”的诗句,显然以贵妃喻牡丹;李白的《清平调三首》有“云想衣裳花想容”、“名花倾国两相欢”等句,就是以贵妃和牡丹互喻。在宋人诗词中,也频繁出现杨贵妃为牡丹化身的典故,如“沉香亭子钩栏畔,偏得三郎带笑看”(贺铸《剪朝霞》);“最忆当年,沉香亭北,无限春风恨。醉中休问,夜深花睡香冷”(辛弃疾《念奴娇·赋白牡丹和范廓之韵》)。牡丹品种也多有以贵妃命名的,如玄宗命名的“一捻红”牡丹(《青锁高议》);清代的红杨妃、醉杨妃(清·余鹏年《曹州牡丹谱》),醉玉环、杨妃深醉、杨妃绣毡(清·薛凤翔《亳州牡丹表》)等。

在皇室的带动下,唐人开始大规模养植牡丹、游赏牡丹、崇奉牡丹,从皇家苑囿逐渐发展到官方园林,最终散播到民间,“今则自禁闼泊官署,外延士庶之家,弥漫如四渎之流,不知其止息之地”(舒元舆《牡丹赋》),最终形成了风靡一代的“牡丹风尚”。“牡丹风尚”特征鲜明,突出表现在:

一是品种多样化。唐人在牡丹栽培和品种培育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已经能够培育出很多新品种,至少有殷红、深紫、桃红、通白、黄色等5个花色。开元年间,“洛人宋单父,善种牡丹,凡牡丹变异千种,红白斗色,人不能知其术”(《龙城录》)。

二是士庶广泛参与。最初,游赏牡丹的大多是权贵和文人士大夫,“长安豪贵惜春残,争赏先开紫牡丹”(裴磷《白牡丹》);“遂使王公与卿士,游花冠盖日相望。庳车轻辇贵公子,香衫细马豪家郎”(白居易《牡丹芳》)。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人人喜爱、人人参与的活动,出现了“何人不爱牡丹花,占断城中好物华(徐凝《牡丹》)”的盛况。唐人姚氏的《西溪丛话》中收录了花中三十客,将牡丹列为第一,足见唐人对牡丹的喜爱程度。这种风尚愈演愈烈,甚至达到了狂热的程度,“牡丹妖艳乱人心,一国如狂不惜金”(王叡《牡丹》);“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白居易《牡丹芳》;“每暮春之月,邀游之士如狂焉”(舒元舆《牡丹赋》)。

三是花卉交易活跃。由于游赏牡丹参与者众多,市场需求非常旺盛,出现了车马喧嚣、人头涌动的花市。人们常常不惜重金购买新异品种,“一本有直数万者”(《国史补》)。花的价格也因花而异,“贵贱无常价,酬直看花数”(白居易《买花》)。这种养花求利的行为也逐渐发展成为民间风俗。

四是持续时间长。唐代游赏牡丹的习俗持续了很长时间,开元天宝年间,“长安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国史补》)。终唐之世,“牡丹风尚”仍长盛不衰,“(唐末)京师春游以牡丹为胜赏”(明·吴彦匡《花史》)。

五是“牡丹风尚”对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唐代,涌现了大量以牡丹为题材的诗文。唐人吟颂牡丹的诗多达百余首,唐诗名家王维、李白、韩愈、刘禹锡、李贺、元稹、白居易、李商隐、温庭筠等都有佳作。李白的《清平调》三章盛赞贵妃美貌和牡丹华贵,使得牡丹声名鹊起。刘禹锡的《赏牡丹》和无名氏的《牡丹》诗,更将牡丹的地位推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前者称“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后者说“临轩一赏后,轻薄万千花”。李德裕和舒元舆的《牡丹赋》是以牡丹为题的最早的两篇韵文,对牡丹的源流、情态作了深入细致的刻画。

“牡丹风尚”的影响还表现为在绘画方面,出现了许多画牡丹的丹青妙手。边鸾号称“牡丹第一”,《牡丹图》推为绝笔;“边鸾所画牡丹,妙得生意,不失润泽”(宋·董逌《广川画跋》)。宋代御藏33幅边画中,有《牡丹图》、《牡丹白鹇图》、《牡丹孔雀图》三幅牡丹图;于锡也善画牡丹,有《牡丹双鸡图》传世,王耕所画牡丹几乎到了可以乱真的程度,“春张于庭庑间,则蜂蝶骤至”(唐·于逖《闻奇录》)。

受“牡丹风尚”的影响,牡丹开始成为一种图案,唐代织锦“牡丹纹烟色暗花绸”和“狮子与唐草奏乐纹锦”上均有牡丹纹饰;唐白瓷凤头尊上有缠枝牡丹花纹;唐三彩凤嘴牡丹尊、唐三彩牡丹枕也以牡丹为图案。

牡丹风尚盛于两宋

入宋以后,牡丹被称作富贵之花,“牡丹,花之富贵者也”(宋·周敦颐《爱莲说》)。宋人对牡丹推崇备至,不仅游赏牡丹演变成乡风民俗,成为全民参与的活动,而且牡丹已成为诗文、绘画、瓷器、织绣、雕塑、宗教等领域的主要素材之一,由此而形成的牡丹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牡丹风尚超过了唐代。

一是栽培地域扩展。根据欧阳修《洛阳牡丹记》和陆游《天彭牡丹谱》的记载,牡丹的栽培范围北至丹州(今陕西省宜川县)、延州(今陕西省延安市),东至青州(今山东省雒坊市),南至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市),西南至天彭(今四川省彭州市)。而洛阳成为当时牡丹栽培和游赏的中心,洛阳牡丹甲天下的局面正式形成,“(牡丹)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欧阳修《洛阳牡丹记》)。

二是培育技术提升。宋人最先使用嫁接技术以培育牡丹优良品种,“盖其不接不佳”,出现了掌握嫁接技术的专门人才,称作“门园子”(欧阳修《洛阳牡丹记》)。园艺技术的提升,直接促进了新品种的不断产生,欧阳修《洛阳牡丹记》收录22种,周师厚的《洛阳牡丹记》收录44种,陆游《天彭牡丹谱》收录67种,张峋《洛阳花谱》收录119种。

三是诗文绘画剧增。宋人吟诵牡丹的诗词多达200余篇,远超过唐代。诗文名家欧阳修、范仲淹、梅尧臣、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辛弃疾、杨万里等都有作品传世。魏国公韩琦的牡丹诗多达30余首,成为赋牡丹诗第一人。宋代还出现了大批善画牡丹的丹青名家,诸如徐崇嗣、徐崇矩、黄居采、赵昌、易元吉、崔白、吴元瑜、乐士宣、赵仲等。据不完全统计,宋御府收藏的时人作品中,至少有73幅牡丹图,其中黄居采46幅、赵昌12幅、徐崇嗣11幅、徐崇矩4幅。

四是牡丹正式立传。宋代出现专门研究牡丹的专著,对牡丹的品种、花色、风俗等作描述,代表作有北宋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周师厚的《洛阳牡丹记》和南宋陆游的《天彭牡丹谱》,这些专著促进了当时牡丹的推广,也是后人研究牡丹的珍贵史料。

牡丹文化定格于明清

明清时期,牡丹的栽培更加广泛,除洛阳外,曹州(今山东省菏泽市)和亳州(今安徽省亳州市)成为两个新的繁育中心。牡丹的繁育技术相当成熟,清·薛风翔《牡丹八书》对选种、栽植、嫁接、分株、浇灌、养芽、病害防治等技术作了全面论述。牡丹的品种增加显著,对牡丹的花色品种研究也更加深入,其中,仅薛风翔《毫州牡丹表》就列举神品40种、名品82种、灵品4种、逸品26种、能品40种、具品75种,共计257种。人们对于牡丹综合价值的开发得到拓展,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牡丹的各种医用价值作了全面论述。

谈及牡丹在各种文学作品中的最终表现形式,诗词之外,牡丹也成为小说的题材。清·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记载了《葛巾》、《香玉》两篇牡丹传奇;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更将主要人物薛宝钗喻作牡丹。牡丹纹作为一种图案形式在绘画、瓷器、家具、雕塑、建筑等方面广泛应用,表现形式复杂多样,象征意义更加明显,如缠枝纹牡丹寓意吉庆,又暗喻“生生不息”;牡丹与石头或梅花组合表示“长命富贵”;牡丹和鹭鸶象征“一路富贵”;白头翁(鸟)与牡丹暗喻“长寿富贵”或“富贵姻缘”;牡丹、玉兰象征“玉堂富贵”,亦即“富贵之家”之意;牡丹、海棠表示“满堂富贵”;牡丹与鱼组合表示“富贵有余”;瓶插牡丹象征“富贵

牡丹文化资源的综合开发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牡丹所具有的雍容华贵、宽容大度的品质,为为整个社会各个阶层所共赏。这一理想的外在形式表现为:追求富足的生活,拥有高贵的气度,具备包容一切的胸襟,其实质则是中华民族厚德载物、求同存异的世界观的具体体现。在当前文化创意产业风起云涌的情势下,开掘牡丹文化这一积淀了几百年的传统文化资源,不仅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且是弘扬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一环。

当前,对牡丹文化资源的开发,还只注重牡丹植物本身的价值,把牡丹游赏变成简单的陈列,缺乏可参与性,忽视对其文化价值的深度开发,从而导致与牡丹游赏相关的产业收入薄弱,这也是自盛唐即兴起的牡丹风尚风光不再的原因之一。因此,要站在实现民族复兴、共建和谐社会的高度上,以真正达到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为目标,对牡丹文化资源开发做出科学的和长远的规划,积极引入文化创意产业理念,并在牡丹文化资源的综合开发上着重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现代科技为依托,提高植物产品附加值。牡丹作为芍药科植物,至少具有特有植物、花卉、药材三方面的价值。应据此进行植物研究史、原产地标本、物种保护、新品种研发、历史名品恢复、新药和保健品研发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建立牡丹植物园、标本库、种质资源库和文献库,以深入研究为支撑,开展原产地模式标本、克隆基因、新奇品种、新药和保健品等方面的经营,提升植物产品的附加值。

二是重视文物搜集,建立牡丹文化博物馆。牡丹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之一,在图书、绘画、雕塑、建筑、陶瓷器、家具等物质载体上都有体现,搜集牡丹栽培史、牡丹图案等一切与牡丹相关的文物,建立博物馆,进行专项深入研究;开展牡丹栽培史、牡丹图案演化史等方面的特色展览;开辟牡丹游赏的新景致等等。“洛阳牡丹甲天下”目前仅有几条文献记载为依据,如果以一座牡丹博物馆及其所包含的庞博文物体系为支撑,则立论证据要雄辩得多,更令人信服。

三是实施多中心牡丹游赏规划。目前的牡丹游赏往往集中在城市中的几个地方,经营目标也以门票收入为主,如洛阳牡丹花会的主要景区集中在王城公园、白马寺等几个地点,周边的邙山和龙门等区域则是空白区或非核心区。这样的经营模式不利于留住游客,所产生的收益也单调微薄。比较理想的游赏布局,应是多中心互联的模式,即在整个区域内设立多个游赏中心,每个中心在品种类型、配套旅游产品等方面都表现出很强的差别性,中心之间通过各种廊道连接。这样的布局利于挽留游客,适应游客的多种需求,产生多重收益。

四是拓展游赏内容,提高可参与性。牡丹风尚之所以风靡唐宋的主要原因,除了牡丹花本身值得游赏之外,人们更关注在游赏之中所进行的品种竞选、诗文创作、社交活动、品酒论茶等各种活动形式,整个游赏活动成为一个满足各种口味、人人主动参与的过程。这样的游赏活动组织形式迄今仍有现实意义,可以直接在牡丹文化节中使用。牡丹游赏除了牡丹花色之外,还应包括诗词创作、文化名人、茶酒等一切与牡丹相关的内容。

五是开发牡丹关联产品,形成游赏产业群。牡丹文化就像牡丹一样磅礴大气、繁复深邃,在多个学科中均有体现。以牡丹游赏中心和廊道为依托,可以开展牡丹纹家具、刺绣、雕塑、建材等产品的开发和推介,形成特色产业。同时,依托当地的技工,开展牡丹种植和牡丹题材的戏曲、漆技等活动表演,形成广泛参与的产业活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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