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园林至南宋既达到高峰，但元灭宋后，杭州随着都城的衰落，园林呈现颓废趋势。元朝统治集团来自沙漠，由马背上起家的民族，入关后保持游牧习俗，歧视“南人”，扼制江南山水园林，以致在园林上无所建树。加以元廷错误地认为南宋亡于佚乐湖山，把西子湖当作祸国殃民的祸水，对湖山废而不治，杭城经百年沦落，园林呈现一片荒凉景象。这时期邻近的苏州所受破坏较轻，经济文化逐渐赶上杭州，尤因明清时不少画家诗人参与苏州的造园工程，名园叠起，苏州古典园林之发展呈现后来居上之势。加以近年城市建设中苏州及时注意对古典园林的保存，所以能一枝独秀，申报联合国文化遗产一举成功，声名显赫，园林艺术的成就似领先于杭州一步了。当然杭州也保存有少量很精美的庄园，正凭藉以往的业绩和“四水”共导的自然条件，推陈出新，努力再创辉煌。
由于园林艺术总是从某一侧面反映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必然带有时代的烙印，休闲娱乐生活也需要与当时当地的社会状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新时代有新时尚，不断孕育新的审美观念。近年，国家之间、地区之间、城市之间经济的交流促使文化互相渗透，园林艺术也容易互相取长补短。因此当代的园林以混合式较为常见。显而易见，墨守成规的复古已行不通，现时造园需适应新的生活节奏及其审美情趣。
放眼世界，可知国外不少国家都在重视园林研究，普遍把园林学视作一门兼具科学性和艺术性的综合学科。园林文化不但是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值得研究和保护的珍贵遗产，而且已成为一种与时俱进需要不断发展的群众性、多功能、跨国界、前景广阔的社会文化事业与新兴产业。他山之石，值得借鉴。当今流行的西方现代园林是从传统园林发展演进并善于吸收外来经验才创新而来的，其中法国造园艺术的发展最有代表性。法国园林的发展比我国晚得多，其草创阶段约始于公元500年左右，以实用为主栽种果树蔬菜的贵族园囿居多，虽也夹杂一些观赏植物的品种，偶尔注意树木的修剪，但长期内由于整个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的制约，久久地停留于园林经营的萌芽期。直到12世纪以后王权增强，手工业和商业开始繁荣，贵族们逐渐追求豪华生活方式而注重园林建设。14世纪国王查理五世营造的圣保罗花园开始有利用植物做成的迷宫。这时期出现了利用机械装置设计类似喷泉的水戏内容和饲养禽兽的动物园。15世纪路易十一完成国家统一，经济复兴，在建造豪华宫廷的同时，创新花园的格局，应用了中国造园艺术“借景”的手法，重视自然性野趣和自然式布局。16世纪接触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间接接受古希腊罗马的造园经验，改进粗放的园林布置，出现了雕塑、图案式花坛和岩洞等造型，还有多层台地格局，丰富了园林的内容。17世纪起，造园从局部布置转向整体布局，且有运用园林中题名和图象表达思想的记载，与中国园林中应用景题、匾额、对联等似有异曲同工之处。17世纪下半叶建成的凡尔赛宫廷式园林，规模宏大、轴线深远、有序严谨、构思精巧，形成宽阔的外向园林，并以林园作为花园的延续和背景。植物要素的运用技术高超，出现绿墙、绿障、绿篱、绿色建筑。路易十四喜欢的一处“瓷瓦里阿农”便殿，装饰材料的应用是仿中国的瓷器建造的，其最大成就是将庭园与建筑形成整体，设计出雄伟而又统一的景观，对游览者产生强大的震撼力。建筑艺术的高超对园林艺术的提升发挥重大作用，两者浑为一体，构成法国造园工程的特色，传播到西班牙、俄罗斯、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影响至广。而法国造园艺术并未自满自足而停步，18世纪后又接受中华园林和英国园林的影响，发生变革，追求亲切宁静的自然风景氛围。由此可见，法国园林文化之所以能在世界园林体系中独树一帜，实是顺应历史潮流、广泛吸收不断创新的结果。
同样，英国园林也是西方现代园林中的一支骨干力量。它起步较晚，而几百年来善于吸收中华造园文化精华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思潮的精髓，加以融会贯通，才创造性地形成英国式的自然风景园林。继而它与法国园林交相影响，在欧洲推进一种造园的新时尚，直至影响到欧美的许多国家，成为西方现代园林的主流，吸引各国学习。
英、法的成功，有几点特别引人关注：
一是立足本土，向外取经，兼收并蓄，自创特色。英、法学习中华造园艺术，不求形似，但求神似，结合本身风土、人情、植物、历史各方实际，不生搬硬套。例如英国人曾在上海租界上建造一座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前身），虽吸收中国的部分造园工艺，而主要体现英国自然风景园林风格，其自然式树丛、花境，以及缓坡起伏的草坪，至今余韵犹宛然在目。法国人也曾在上海租界上主建一个“法国公园”，面积不大，至今复兴公园里还留下当时所遗留的沉床园、整形花坛与绿篱的痕迹，体现现代西方园林特点。这些西方园林本取法于中华园林，却能推陈出新自成格局，反过来对上海后来的公园建设，乃至全中国一段时期内的现代园林建设产生一定影响。明显的例子是杭州在民国初年修建湖滨6个小公园、孤山的中山公园，乃至解放后新修的西山公园和柳浪闻莺公园等，大多是模仿上海租界的英、法公园模式营建的，这就成为杭州引进混合式园林的开始。
